换言之，摄影史写作首先是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其次才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最后，我们应有的中国摄影史的一部分可以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错误的，这不是说专家学者和编辑可以偷懒或是恣意妄为，这是说在严格的关于写作和内容的标准之下，我们依然很可能会犯下关于事实的错误，或是做出经不起新材料检验的结论。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公认的治史标准，这些错误应当被看成是前进道路上的阶梯，而不是否定历史全部价值的依据。因此，具体到中国摄影史的编纂和撰写，在我想象和期盼中，我们应有的中国摄影史应当是这样的：首先，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因此，摄影史必须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的触动和共鸣。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因此，摄影史必须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

 

詹姆斯·鲍斯威尔在《约翰逊博士传》中讲过一个故事：塞缪尔·约翰逊和同事们乘船在泰晤士河游览，讨论着古典文化的价值。鲍斯威尔认为，古典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不大，没有它们，生活会依然继续。约翰逊在一定意义上赞成，他说：“例如，这个划船的少年不知道阿尔戈号英雄水手们的故事，但是他依然能为我们划好船。”他扭头问划船的少年：“为了了解阿尔戈号上的水手们，你愿意付出什么呢？”那个少年停下浆说：“先生，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其次，中国摄影史写作和研究一定是对于当下摄影生态环境的回应和参照，但是这种回应和参照是从容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化的历史结论，即使存在，也决不能以牺牲对于历史的具体感觉为代价，更不能匆忙做结论，有时候，具体事实和感觉比结论更重要。摄影史写作应首先尽可能帮助广大读者重塑当时的情景，辨别当时和现代的相同和差别，并且能让读者体会当时的时代风貌、摄影潮流和摄影师情感，最后才能给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误背后的分析和结论。